全球贸易终需再平衡，中美欧谁来承担代价？

导语：当地时间8月31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举行。会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称，全球“无法接受”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表示将敦促G20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对此，中方明确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近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全球贸易终需再平衡，中美欧谁来承担代价？｜IPP编译》

导语：当地时间8月31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举行。会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称，全球“无法接受”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表示将敦促G20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对此，中方明确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

近年来，美国不断将全球贸易失衡的矛头指向中国，无视国际收支背后深层的结构性成因。但也应看到，经济失衡本身确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共同面对的现实。IMF今年7月发布的《2026外部部门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进一步扩大。随着美国加征关税、压缩贸易逆差，其他主要经济体也纷纷通过产业政策等方式降低自身风险。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以过去百年的六轮重大贸易失衡为线索，分析全球贸易失衡如何形成，以及不同经济体为何往往承担不同的代价。在佩蒂斯看来，现下这一轮的经济失衡，其调整可能会越来越集中于中美欧三方之间：美国力图缩小逆差，中国需要应对外部市场收紧带来的压力，欧洲则可能随着贸易流向变化，承受更激烈的产业竞争。如果美国继续减少对全球商品的吸收，欧洲也进一步强化贸易防御，今天主要集中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可能向中欧之间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佩蒂斯将较多调整压力指向中国，对美国自身因素着墨有限，其判断带有明显的美国政策视角。但他对百年贸易失衡历史的梳理，仍为观察中美欧产业竞争及全球再平衡中的潜在风险提供了观点。IPP评论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

当前全球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德国以及少数其他经济体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而美国则通过维持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吸收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顺差。这样的局面迟早得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且资本充裕的经济体而言，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最终只会带来两种结果：要么失业率上升，要么债务不断增加，而这两种情况都难以持续。

从理论上说，主要顺差经济体和逆差经济体完全可以就一项协调性的调整方案达成一致：顺差国家扩大国内需求，逆差国家则逐步降低对债务驱动型消费的依赖。这样一来，全球贸易失衡便可以逐步收窄，而不至于造成全球总需求的大幅萎缩。这本应是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然而，由于主要经济体对于贸易失衡的成因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协调方案很难实现。中国认为，失衡源于美国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美国则将其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产业、贸易和汇率政策；欧洲至今也尚未形成一套统一而明确的判断。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反复出现，而中国及欧洲部分经济体长期积累顺差。IMF预计，这一格局未来数年仍将延续。图源：《金融时报》，数据来源：IMF。

因此，各方提出的解决办法互相矛盾。中国希望逆差国家提高储蓄率，同时不愿改变现有的增长模式；美国则希望顺差国家通过将更多收入分配给家庭部门，减少贸易顺差；欧洲领导人则继续主张多边合作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由此看来，各方协调应对的可能性十分有限。正如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今年早些时候在《金融时报》所写的那样，如果事先采取行动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那么“次优的选择，就是为危机做好准备”。

历史经验表明，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失衡几乎总是以痛苦的方式收场，而且调整所带来的代价不会被平均分配。一个国家如果同时面临高债务和低生产率，就更有可能承担贸易调整的主要成本；与此同时，经济和政治实力也可能赋予一个国家足够的政策工具，将调整负担转嫁给其他经济体。

在当今三个最主要的经济力量中，中国相对而言更容易受到冲击；美国有能力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敞口；欧洲则拥有相当大的潜力，但能否真正将其转化为政策行动，仍然存疑。三方为保护自身而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不太可能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也难以减少危机的总体成本。问题在于：一旦危机到来，谁将承受最沉重的损失。

历史总在重演

过去一个世纪里，大规模、持续性的贸易失衡曾周期性出现，而且几乎从来都不会带来良性结果。

20世纪20年代就是其中一次。当时，美国生产率迅速提高，但工资并未同步增长，结果是生产扩张远远超过消费增长，美国由此形成巨额贸易顺差。与之相对应，欧洲则出现贸易逆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为了重建遭战争破坏的经济，大量从国外举债。其中德国尤为突出，不仅依靠大规模外债支持国内经济增长，还需要借款支付战争赔款。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债务也迅速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支撑消费和资产投机。

随着这种失衡持续，美国制造业不断扩张，并挤压欧洲制造业，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日益加剧。1927年，法国实行货币贬值；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同年德国开始限制进口，并对外汇实行配给。即使是处于顺差一方的美国也未能置身事外。由于制造商和农场主纷纷抱怨需求疲弱正在威胁国内生产和就业，美国于1930年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

最终，这场失衡的调整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至中期大萧条期间全球贸易崩溃的形式到来。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受到贸易收缩的冲击，但各国付出的代价并不相同。英国等巨额逆差国家反而比美国恢复得更快，遭受的金融冲击也相对较轻；美国则承担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调整成本。美国出口下降的速度超过进口，国内投资急剧崩塌，银行接连倒闭，企业和个人破产数量大幅上升。

此后出现的下一轮重大而持续的贸易失衡，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失衡最终逐渐消退，却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动荡。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再次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而欧洲和日本则相应出现贸易逆差。与20世纪20年代相似，这些逆差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了融资，大量资源流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各国政府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引入的外国资本也主要用于能够在未来产生足够收益、从而偿付相关债务的投资。由于这些投资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回报，债务占GDP的比重并没有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和日本迫切需要进口商品，而美国又积极鼓励两地开展经济重建。正是在这些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全球贸易失衡得以逐步消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承担特别沉重的调整成本。

此后又出现了四轮贸易失衡，而每一次最终都给相关国家带来了沉重代价。

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当时接连发生石油冲击，国际油价从70年代初的每桶约2美元飙升至70年代末的约30美元，由此使中东石油出口国以及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积累了巨额“石油美元”盈余。大量资金被存入国际大型银行，而这些银行为了寻找新的贷款客户，又将资金大量贷给拉丁美洲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持续流入最终推高了这些国家的汇率，使其货币被高估，并造成巨额贸易逆差。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利率上升，使这些国家的债务变得难以维持。最终，债务危机迫使贸易失衡得到纠正，但绝大部分调整成本却由逆差国家承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紧缩，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增长损失。

下一轮失衡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其间，日本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工资增长，由此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德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不断增强。与之相对应，英国和美国则持续出现贸易逆差，从而吸收了日本和德国的顺差。

日本的情况尤其突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债务出现惊人增长，大规模投资不断涌入各种项目，但这些项目最终实现的回报率却远低于最初预期。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不断上升，并最终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达到高潮。根据这一协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意推动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以缩小贸易失衡。然而，真正使这一轮失衡得到解决的，并不是《广场协议》本身，而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经济低迷。此后，日本经历了资产价格暴跌、持续通货紧缩以及长达多年的经济停滞。相比之下，德国的情况则很难与日本直接类比，因为1990年东西德统一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经济。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贸易失衡颇为相似。90年代初，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一批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由此形成巨额贸易逆差；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欧洲国家以及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尽管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国内债务和外债都迅速增加，但当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仍然有限。

即便如此，1997年投资者信心一旦崩塌，调整便迅速而猛烈地到来。货币暴跌、银行业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接连冲击东亚的逆差经济体，而顺差国家承担的成本却十分有限。

最后一轮发生在大约2002年至2008年之间。德国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工资增速相对于生产率增速受到压低，由此推动储蓄大幅增加，并逐渐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德国向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其他一些欧元区经济体出口越来越多，而这些国家则相应积累起贸易逆差，并依靠迅速增加的债务为这些逆差融资。

由于这一失衡形成于欧元区内部，而多数成员国使用共同货币，各国既无法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也无法依靠汇率变化进行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引爆欧元区危机，逆差国家相继遭遇主权债务危机、失业上升、财政紧缩和长期经济停滞。最终，正是通过这些沉重的经济代价，原有的贸易失衡才被逐步消解。

成本由谁承担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顺差经济体还是逆差经济体，一旦贸易失衡与债务快速攀升、金融脆弱性加剧同时出现，风险就会显著上升。如果一个顺差国家能够将其高储蓄用于国内或海外的生产性投资，那么这种失衡即使持续多年，也未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反之，如果其过剩储蓄被用于国内低效投资，或者流向贸易伙伴，推动当地居民高消费、资产泡沫或长期财政赤字，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一般而言，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贸易冲突的根源，而是贸易失衡长期得不到纠正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不过，一旦各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它们就可能影响调整究竟发生在哪里，以及最终由谁来承担成本。

调整成本最终落在顺差经济体还是逆差经济体，也取决于哪一方更有能力运用贸易、金融或汇率政策，迫使另一方进行调整。当逆差国家政治实力较弱，既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持续融资，也无力维护本币汇率，或者无法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限制资本与贸易流动时，调整成本往往更多由逆差国家承担。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1997年的许多东亚经济体，以及2008年之后的南欧国家，都是如此。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曼谷民众举行示威，抗议经济恶化与失业上升。危机爆发后，泰铢大幅贬值，资本外逃，泰国及多个东亚经济体随后陷入严重衰退。图源：AFP

相反，如果逆差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能够通过限制进口、限制资本流入、推动本币贬值，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止顺差国家继续向其输出过剩储蓄，那么顺差国家反而会面临更大的风险。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的贸易伙伴通过政策干预压低进口、扩大出口，从而缩小自身逆差，也迫使美国和日本原本依赖贸易顺差的增长模式逐步瓦解：投资大幅萎缩，出口、企业利润和资产价格也随之下降。

对于今天的各国政府而言，这些历史经验主要留下两点启示。

第一，当贸易失衡最终进入调整阶段时，那些债务增长最为严重、却没有相应形成更多生产能力的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大。

第二，贸易失衡中的各方确实可以采取措施，将调整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以及是否有能力真正运用这种实力。

即将到来的危机

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规模异常庞大，因此接下来的调整很可能较为艰难。中国可能承受一定的冲击。中国目前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速度较快，其中相当一部分债务被用于投资，但这些投资所产生的经济回报尚不可观。同时，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者外部需求减弱，可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的压力。

美国不再乐于承担长期、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主要的需求来源，美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缩小自身贸易逆差，不再继续充当全球的“最后消费者”。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政策高度集中于行政部门。根据较为宽泛的法定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和实施出口管制等措施，因此华盛顿也具备运用这种经济实力所需的政治能力。

如果美国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扩大国内制造业产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关税及其他限制性措施，加强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控制，那么中国以及其他主要顺差经济体就很难再依靠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对应的方式维持原有顺差。届时，它们要么不得不通过国内生产的阵痛来压低顺差，要么就必须寻找新的进口国，由那些仍然既愿意、也有能力吸收这些顺差的经济体来承接。

9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言。全球贸易失衡成为会议焦点。图源：Reuters。

如今，欧元区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大需求来源，因此欧洲并不缺乏经济实力。真正不确定的是，面对决策机制分散、成员国利益又经常彼此分歧的现实，欧洲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将这种经济实力真正转化为政策行动。

如果美国能够缩小自身贸易逆差，同时提高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而中国又不愿让自身顺差出现相应幅度的收缩，那么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很可能在缺乏主动选择的情况下，承担更大的贸易逆差。其代价可能包括去工业化、债务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而这一过程或许已经开始。

一旦主要经济体不再思考如何将全球调整成本降到最低，而是转而考虑如何尽可能降低自身风险，那么以相对温和方式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机会也就过去了。中国似乎决意尽可能长时间维持其贸易顺差，华盛顿则同样坚定地希望缩小自身逆差。

如果欧洲能够形成采取类似行动所需要的政治能力，那么调整负担将越来越多地落到顺差经济体身上，迫使这些经济体更多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来支撑增长。反之，如果欧洲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顺差。如此一来，今天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未来可能演变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冲突——而双方争夺的核心，将是谁能够避免在未来承担更加沉重的调整成本。

历史已经清楚表明，贸易失衡最终总会以某种方式得到纠正。真正无法确定的是，这一调整究竟会造成多大破坏，以及最终由谁来承担代价。

*文章原标题为“A Great Rebalancing Is Coming:Who Will Bear the Costs of a Global Trade Adjustment?”，于2026年8月28日发布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