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小清新”杀死城市了吗？简·雅各布斯的功与过

<figure><img src="https://img.huxiucdn.com/ai/ai-general-cover/202608/28/33384-prod-nb2ep-general-1-1787880099922.png?imageView2/1/w/1440/h/810/|imageMogr2/strip/interlace/1/quality/85/format/png" /></figure>从上海梧桐区、北京四合院，到纽约地铁线——城市会因为“太有趣”“太成功”而辜负市民吗？说起自己居住的城市，人们往往抱怨多于颂扬。昂贵的城市让人负担不起，通勤、学校和公共设施却未必与价格相称；低廉的城市又常与脏乱、衰败和机会流失联系在一起。更令人困惑的是：有些地方并非因为失败而变坏，恰恰是因为太受欢迎、太值得留......<p><span>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pa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zQ1OTQ0Mg==&amp;mid=2247486012&amp;idx=1&amp;sn=5ddd90c1b6e5d70bb63e293fe96ec05a&amp;chksm=fa5c299d64c93e9839ee7a6b0f2b1f777450fa10617c2aefa6aaf46f77ed08db8bb9d7893a6c#rd" rel="nofollow" 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target="_blank"><span> 不成熟研究 </span></a><span>，编辑：罗雨翔，作者：罗雨翔</span></p><p>从上海梧桐区、北京四合院，</p><p>到纽约地铁线——</p><p>城市会因为“太有趣”“太成功”</p><p>而辜负市民吗？</p><figure><img height="1080" src="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6-08-28/683a657b-e5a9-4ea1-9d57-366f47d539c4.png" width="1080" /></figure><p>说起自己居住的城市，人们往往抱怨多于颂扬。</p><p>昂贵的城市让人负担不起，通勤、学校和公共设施却未必与价格相称；低廉的城市又常与脏乱、衰败和机会流失联系在一起。</p><p>更令人困惑的是：有些地方并非因为失败而变坏，恰恰是因为太受欢迎、太值得留下，最终贵到把原本创造它的人赶了出去。</p><p>这正是重读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有趣之处。</p><p>面对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式的现代主义蓝图，她把规划师的目光从天空拉回人行道：短街区、混合用途、老建筑、小商铺，以及由店主、住户和路人共同形成的“街道之眼”。城市不是一台可以拆开重装的机器，而是一套由无数偶遇、关系和日常习惯构成的生态。她为被推土机威胁的街区提供了语言，也改变了全世界理解“好城市”的方式。</p><p>但六十多年后，一个悖论逐渐浮现：雅各布斯珍爱的街区，往往也成了最昂贵、最精致、最难进入的地方。纽约西村的窄街、老树和独立小店令人着迷，可一份沙拉也能卖到30美元。艺术家、移民和小商户因为租金低廉而聚集，创造出文化与活力；媒体、游客和资本随后发现这种“有机感”，再把故事翻译成价格。街区因为穷而容纳文化，因为文化而变富，又因为变富而排斥最初的创造者。</p><p>问题于是从“如何保护城市的人味”，变成了“保护的是谁的生活”。</p><p>“我宁愿要30家杂货铺，也不要一家大超市”，听起来是在捍卫多样性；但对时间紧张、预算有限的家庭，大超市也许意味着更便宜、更高效的生活。能够参加听证会、联系媒体、为历史风貌发声的人，也未必比夜班工人、租客、新移民和尚未搬来的人更能代表公共利益。</p><p>社区自治纠正了专家与政府的傲慢，却也可能滑向一句熟悉的话：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后院。</p><p>这让纽约陷入另一种困境。一条轨道线、一批保障房或一次街道改造，都可能在审查、诉讼与社区反对中拖延多年。每一种担忧都可能合理，可当每个局部都拥有近乎无限的否决权，城市就难以为更多人建房、修路和更新设施。保护程序本来为了约束强权，最终却可能保护既有资产与稀缺性：最宜居的街区越来越贵，城市整体则因建不成东西而越来越“穷”。</p><p>这并不是要替摩西的大拆大建翻案，也不是宣布雅各布斯“错了”。真正的问题是：一套在特定时代解放城市的思想，进入另一个时代后，会不会制造它未曾预料的后果？</p><p>政府需要建设能力，但必须接受监督；社区需要发声，却不能垄断城市的未来；资本能够发现价值，也应承担让原住者留下的公共责任。城市规划或许注定无法给出永恒正确的答案，它的任务更像是在建设与保存、效率与生活、眼前居民与未来居民之间不断校准。</p><p>对中国城市，这个问题同样迫切。</p><p>上海梧桐区、北京胡同和各地老城的烟火气值得珍惜，但“历史风貌”“在地文化”“小尺度更新”既可能保护真实生活，也可能成为抬高租金、拒绝增密和包装消费空间的漂亮话。判断一项政策，不能只听它用了什么词，而要追问：谁能留下，谁被迫离开？谁获得资产增值，谁承担生活成本？一个街区保存了什么，又拒绝了哪些本可以来到这里的人？</p><p>所以，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并不打算给雅各布斯判分。我们想从花园城市、现代主义大都会谈到“人行道芭蕾”，再从纽约西村、机场快轨与邻避主义，回到中国的梧桐区、四合院和城市更新。城市为什么会同时变贵与变穷？社区民主为什么可能保护既得利益？当“有机城市”本身成为最昂贵的商品，我们还能怎样建设一座既有趣、又容得下更多人的城市？</p><p>答案也许不在任何一位规划大师那里，而在完整的争论里。</p><p>以上是《边角聊》x《城市传说》播客节目的文字整理版，对谈者为伯樵和罗雨翔。</p><p>罗雨翔是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现居纽约。曾就职于纽约市政府，参与并主持北美30余地的地产开发及公共投资项目。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区域经济)。著有《创造大都会：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上海三联书店｜后浪)，并在《澎湃》《忽左忽右》等媒体发表评论。</p>